其實我不太講旅行或旅遊,我常常用的一個字是「出走」。人在一個環境太久了、太熟悉了,就失去他的敏銳度,也失去了創作力的激發,所以需要出走。


我在七O年代在歐洲讀書,那時候我寫關於文藝復興的藝術史,老師問我,「你有沒有去過義大利?」我說還沒有。他說,「你沒有在米開朗基羅的雕像前,熱淚盈眶,你怎麼敢寫他?」後來我在義大利跑了一個月。身上就是一個背包,兩件襯衫。我也曾經睡火車站,那時候坎城的火車站是一片年輕人睡在裡面。他們問我,「你怎麼沒帶報紙?要鋪報紙的。」他們就分給我。早上五點,警察帶了一大桶的咖啡,噹,噹,噹,敲著桶子,叫醒大家,請大家喝完咖啡離開,火車站要營運了。


不要問該準備什麼?先問你愛什麼?


歐洲有種青年出走的文化。我在翡冷翠(編按:義大利佛羅倫斯)認識十四歲的蘇格蘭小孩,帶個氈呢帽,打掃廁所一個學期存的錢,就到歐洲來旅行。花完了,一點也不害怕,就去街上吹蘇格蘭風笛,再繼續下一段的旅行。我那時候感觸很深,不同的文化,年輕人可以這麼不一樣。他們將來長大以後,擔當的事情也絕對不一樣。我們宋朝詩人柳永說,「今宵酒醒何處?」中國文化裡面本來有這個東西。可是這個文化老了,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。年輕人的生命力沒有了,生命力消失了。


我希望壯遊,帶動的是年輕人走出去,打出一片天。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,將來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。很多人要去歐洲,都會覺得我在歐洲很久,就會來問我:「我要去歐洲,要準備什麼?」我就會反問他,「你覺得你要去做什麼?」當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麼、意志力很強的時候,所有困難可以一層層克服。我們今天小孩的準備,他們的信用卡、語文,絕對比當年拿著商品樣本在歐洲闖的台灣商人好,但是他們就是走不出去,因為他們的安全感。甚至有人好幾年都在問,但最後就是走不出去。


其實壯遊有一部分,是先走出去再說。


我常常跟朋友說,《西遊記》孫悟空那麼厲害,他一翻筋斗就是十萬八千里,那他去取經不是很容易嗎?為什麼是唐三藏取經?因為孫悟空沒有動機,而唐三藏有動機,雖然沒有取經的能力。但是動機是比能力重要的。沒有動機,根本就沒有出發點,連起跑點都沒有。只要有動機,都很棒。最怕的是無所愛。如果年輕人想要走出去,我會問他,「你愛什麼?」如果喜歡搖滾,要去玩重金屬,想要跟樂團,我都覺得很好。此外,「壯遊」的「壯」字,不只是炫耀。壯這個字,包含了一個深刻的,跟當地文化沒有偏見的對話關係。


旅遊是很大的反省,是用異文化,去檢查自身文化很多應該反省的東西。比較裡面,才瞭解文化的不同,沒有優劣。就像寫《裨海紀遊》(編按:清朝康熙年間記錄台灣山川風物之著作)的郁永河,他看到原住民被抓來拖牛車,下雨他們就在淋雨。他就問:「為什麼不讓他們在屋簷下躲雨?」翻譯官就告訴他,「他們其實跟動物差不多,他們是不怕淋雨的。」郁永河就嘆了一口氣說,「亦人也。」所有好的旅遊書,都會有這個觀點。著有《真臘風土記》、出使吳哥城的周達觀是元朝的北方人,所以他南下的時候,受不了天氣。他不瞭解當地人怎麼每天洗好多次澡。一年之後,他變了。當初他帶著大國心態,當時元朝那麼偉大,但他後來說,真臘(編按:今日的柬埔寨吳哥窟),一個小小的東南亞國家,可是禮儀這麼嚴整,「不可輕視也。」我覺得,人不可能沒有主觀,可是慢慢在旅遊裡面,修正自己的偏見跟主觀,才是好的旅遊。


不只向外觀察,而是向內反省。


即使只是參加旅行團,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體驗跟視野。現在資訊真的很發達,在出發以前,做一些準備的工作。第二個,到現場之後,盡量檢討自己的主觀。我帶朋友去吳哥窟,我會說,「我現在帶你們去柬埔寨人的家。」他們下車都會嚇一跳,真的什麼都沒有。我們叫做「家徒四壁」,他們連壁都沒有。我在台灣,老覺得我還缺什麼。到那裡,我第一次想:「我在台北家有什麼。」我以為我比他們富有。可是後來我看到他們男男女女從田裡回來,脫光光的在河裡、蓮花當中,彼此潑水、唱歌,我覺得他們比我富裕太多了。我一生當中都沒有這樣的經驗。我覺得這就是個很大的收穫。所以我覺得任何一個旅遊都值得,因為只要一對比,你都會回來檢討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。旅遊不只是看,更是找到自己內在,最美的東西。外在的風景,其實是你自己的心情。所以壯遊絕對不只是向外的觀察,而是向內的反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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